朱正琳和他的岳母

(資料圖)

朱正琳去世三年零七個月了，遺忘的潮水正在將他淹沒。網(wǎng)上無文，文壇不言，這個人似乎就這樣消失了。此種情況，不難理解。古今中外，一些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不是也都“俱往矣”了嗎？生與死、紀念和遺忘本來就是人世常事。這一點，朱正琳自己很達觀，甚至有些浪漫。他寫過一篇《死的理想》，其中寫道：“關于死，我的確有一個理想，那就是：死在海拔很高終年積雪的大山上，譬如喜馬拉雅，譬如阿爾卑斯?！薄拔也皇堑巧秸撸业睦硐胍膊⒉皇窍胨烙诘巧?。我只是在想：那雪山好大、好高、好空闊、好干凈，而且離天好近!那天也太藍了！……為什么不死在那兒？”但他又說：“當然，這只是理想。與我生活中的許多理想一樣，我不認為我今生有實現(xiàn)它的可能。我不是佛教徒，不會在我身體還很健康的時候就跑到山頂上去死。若等到我彌留之際，我無法想象我怎樣才能到達那個海拔高度。更要緊的是，死雖然是孤獨的事，但我們卻很難孤獨地去死?！?/p>

朱正琳是浪漫的，又是理智的。他因病以七十二歲之齡故于美國，走的時候，家人在他身邊。

如今，我對正琳兄突然離去的哀傷和三年多的牽繞似乎平復了一些。而且，他畢竟留下了一些痕跡，比如幾本樸素的書，還有他傾心傾力主編的刊物……包括《成長》。

《成長》第一輯和最后一輯（總第八輯）

《成長》是一次通宵夜聊聊出來的。那是1999年深秋，在慕田峪長城附近一家部隊招待所里。成立六年的山東畫報出版社召開下一年的選題研討會，嘉賓有三聯(lián)書店的楊進、人民日報的李輝和央視“讀書時間”欄目的朱正琳。那幾年山東畫報出版社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書，如《風雨中的雕像》《漢字王國》《大陸與情感》《天山問穹廬》等，“讀書時間”連著做了好幾期專訪，在全國出版社里可謂獨占鰲頭。朱正琳說，沒辦法，你們的書就是對著我們欄目來的。

以我所見，很多做出版的，都有一個情結，就是希望做那種水平很高，又明白易讀的書。這里面當然含有爭取更多讀者，獲得經(jīng)濟利益的因素，但主要點并不在此——好書能分享給更多的人，使更多人受益，才是出版人最大的滿足。所以，我為出版社提出的出書方向就是“高品位的通俗讀物”，比如《老照片》。說起來與朱正琳的初識，還是他在央視策劃《老照片》的專訪，以及參加在《中國攝影報》上對《老照片》的討論所提供的機緣。

如上所述，我也有個偏好：為中學生出書，而且認為，真正的好書，是中學生和成年人、普通大眾和文人學者都可以讀的；我本人也喜歡讀《幼學瓊林》《國文百八課》之類的書。也許是我青少年時未能得到系統(tǒng)教育，直接上了大學的緣故？朱正琳也是這樣。白天選題會開得熱烈，晚飯后我到他的房間聊天，聊起自己少年時的讀書經(jīng)歷。我們都“偷”過書，我是從家附近的市圖書館裝滿要拉去化漿的“壞書”的卡車上，以及療養(yǎng)院對圖書管理不嚴的圖書室；他的花樣更多些……但無論如何，談到當年讀的那些書，以及那些書對我們刻骨銘心的影響，仍感懷不已。1980年，他三十三歲，以第一名的成績，考上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張世英教授的研究生，專研德國哲學。此事曾經(jīng)歷挫折，并因《中國青年報》的報道引起轟動……畢業(yè)后教書，去德國訪學，然后“北漂”……談著談著就談到了出版。他說，在“讀書時間”欄目打工，過眼的新書好書很多，常有相見恨晚的感覺，甚至認為，有些書若在青少年時代能讀到，極有可能改變自己的一生。所以，有時不免會產(chǎn)生一種沖動，想把其中的一些文字推薦給青少年。在功利考慮還沒有占據(jù)壓倒優(yōu)勢之前的青少年時期，人對內(nèi)在生活的需求會很強烈。他想編一本文摘刊物，可以讓時下非常忙的孩子吃到最有營養(yǎng)的精神食物。

后來我知道，朱正琳對編刊是有癮的。此前他已編過兩個刊物，還參加過《三聯(lián)生活周刊》早期的籌劃。這也巧了，我對編刊也一直有興趣，而且算得上是編刊出身的（編了九年《山東畫報》）。做出版后，也策劃出版過幾個刊物：《老照片》《老漫畫》《百象圖摘》《唯美》（與張煒合編），對辦刊的方法和運作比較熟悉，所以談到這個議題，我們一拍即合。朱正琳愿意做主編，更令我大喜過望。于是討論刊名、欄目、稿件來源、出版樣式等，一直談到下半夜三四點。讓朱正琳胸有成竹的是，有一大幫文化界的好朋友，幾乎囊括了所有當時有水平，有影響，并且和他一樣常有向青年人推薦某些文字的沖動的文人、學者。他打算請這些朋友署名推薦他們讀到的、喜愛的文章，同時寫幾句推薦語（不寫也可）。這個設想很有操作性?！冻砷L》就在這天夜里育種了。

籌劃期間，我倆見過幾面，多是在北京美術館東街三聯(lián)書店附近的“小貴州”飯館（后來是“君琴花”），要一盤糟辣椒炒雞蛋、一盤臘肉炒青蒜和一鍋酸湯魚。他這個生長在貴州的人似乎不怎么吃辣，也沒酒量。但那真是難忘的見面，因為每次見面都談癮大開，他那機敏獨立的思想、劍走偏鋒的論點（朋友語）以及嘴角微漾調皮的笑意，總能感染我。當然也少不了談稿件進度（我是這本刊物的“責任編輯”）。朱正琳的效率很高，幾個月后，書稿成型；2000年7月，第一輯出版了。

打開書的第一頁，不是卷首語，也不是編者的話，而是“編者手抄”，是一些哲人的文章選段，很適合中學生摘抄格言名句的愛好（有時候一句格言就能決定一個人的一生）。翻過來目錄頁，首先是主編和“特約薦稿人”的名單（劉兵、何光滬、周國平等）。主要欄目只有兩個：“世界篇”和“人生篇”。朱正琳認為，探索世界和追問人生無疑是貫穿人類智力生活的兩大主題，尤其在智力生活最活躍的年齡：十五到二十五歲。“世界篇”開首是物理學家費曼的《科學的價值》，緊接著是霍金和楊振寧的文章，都是談未來的科學的；“人生篇”第一組文章談讀書，作者是梭羅、博爾赫斯、伍爾夫、楊絳和王小波；第二組文章是羅素的《我為何而生》和科菲·安南的《燃亮蠟燭，而不只是詛咒黑暗》……有心的是，文章后面還會有“相關資料”，如《一個經(jīng)濟學家眼中的汽車誕生史》的相關資料是《汽車的發(fā)明》和《汽車技術的源與流》；文章之外還有“私人筆記”小欄目，活躍在主欄目之間；最后是“編者手記”。整本專輯開放而又嚴整，有思想，有分量而又不乏趣味，可謂大手筆！與正文相比，我在封二、封三選用的西方文學作品插圖倒顯得不協(xié)調，封面也不夠理想。這些，在后面的幾輯中做了調整。

第一輯上市后深得好評，但也有人擔心所摘文章對中學生過于艱深。對此，朱正琳激烈辯解說：“它們對于成年人來說才是艱深的！青年人的閱讀常常是出于饑渴，那饑渴自會提供消化‘堅硬食物’的酶，何況智力生活本身充滿了樂趣！”他還說，“《成長》是辦給智力生活特別活躍的青年人的精神‘快餐’，他們需要翹翹腳才能夠到”，“我希望‘顧客’從中得到的不僅僅是飽足感，而是也產(chǎn)生出一種更強烈的‘饑餓感’——一種想去‘吃大餐、赴盛宴’的沖動?！?/p>

這樣，《成長》在悠悠歲月中迅速成長，基本上每季度一輯，很快就擁有了一批執(zhí)著的“粉絲”，收到許多讀者來信。其中一位正在準備高考的學生的長信，我看后很感動，轉給朱正琳，他大為激動，有第五輯的《編者手記》為證——他引用來信者的話：“我認為好的書是那些我們愿意去啃的書。我不是在提倡不愉快地讀書，我的意思是愉快地啃書，愉快地消化費解的話，愉快與否當然取決于書而非主觀的強制……讀書的樂趣似乎只有在那種時候才強烈到了我可以觸摸的地步?！彼u價：“（這位高中生的）信寫得文采飛揚，思緒繁多，不像有什么明確的意圖。我揣摩他想告訴我的主要意思是，《成長》值得辦下去，這對于我來說當然是莫大的鼓舞?！笨上硇耪邲]留姓名地址，從此沒了訊息。

后幾輯的特約薦稿人有葛兆光、鄭也夫、吳國盛、張辛欣、何懷宏、張冠生、黃集偉等，總計前后有二三十人。

2001年8月暑期間，年屆一歲的《成長》編輯部在北京三聯(lián)韜奮圖書中心（今三聯(lián)韜奮書店）舉辦特約薦稿人系列講座，共四講。講課人非常熱心和投入，聽眾也很踴躍。我還記得劉索拉講課時，隨意請幾個聽眾作打呼嚕聲，另請幾個聽眾跺腳，幾個拍掌，幾個無病呻吟（大致如此），然后聽她指揮開始發(fā)聲，此起彼伏，時有和聲，于是一闋樂章就出現(xiàn)了——她要講解的是：任何庸常聲音，有節(jié)奏地組織起來，就是音樂……

講座通過媒體的報道，對《成長》的推廣起了很大作用，新一年每輯的預定數(shù)接近一萬本。遺憾的是，不久后我調離山東，后續(xù)無人，《成長》做到第八輯（2002年3月），正在興頭上，戛然而止，總壽命不過一年零八個月。朱正琳和我都有些不甘。我到三聯(lián)書店任職后，建議《讀書》出版下半月的文摘版，請朱正琳做主編，或者還可名為《成長》，惜未果。這幾年看到朱正琳自己寫的簡歷和生平記事，都把主編《成長》作為重要事項，還專門寫過一篇《關于〈成長〉，關于成長》的回憶文章，可見這個夭折的孩子在他心中的分量。想到此，不免心痛和歉疚！

如今離《成長》停辦已二十年余，創(chuàng)辦它的人也去了。我又想起了那句話：“天空沒有留下鳥的痕跡，但我已飛過”。對人，對書，是否都是這樣？

2023年5月20日晚北京十里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