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暑假前，桑先生為兒子小桑報名參加了被告文化傳播公司組織的夏令營活動，為期5天4晚。

2022年8月9日下午，夏令營的大巴車開往浦東某酒店，隨車老師、同學均下車并進入酒店后回到房間，卻忽略了在大巴車上睡著了的小桑。小桑醒后，發(fā)現車上無其他人，且車門關閉無法開啟，空調處于關閉狀態(tài)。

(資料圖片)

因身邊無通訊工具，小桑隨即采用拍打車窗、呼救等方式，但無人應答。因當天氣溫高達38度，車內悶熱，小桑只得從該后車窗處跳車逃生，造成右臉、右腿膝蓋和右手手肘多處受傷。當天傍晚，文化傳播公司帶小桑到醫(yī)院檢查，診斷為右臉部挫傷、眼下瘀傷以及右膝摔傷。

桑先生表示，直到家長見活動照片里沒有自家孩子，在活動群內主動詢問情況，這才獲悉原告受傷情況。此后，小桑父母陪同小桑驗傷及復查。

桑先生認為，文化傳播公司當初宣傳的活動師生配置為1：5，而實際，一名帶隊老師負責8名學生，僅僅是帶團師生比1：5，并非為帶隊老師學生配比1：5，因被告未按約定人數配足帶隊老師，間接導致疏于管理致使意外發(fā)生。當天鑒于文化傳播公司疏于對兒童的看護管理，在高溫天將小桑遺忘在密閉大巴車內，小桑跳車逃生造成多處受傷，心靈受到極大創(chuàng)傷，對此被告文化傳播公司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。故請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醫(yī)療費、鑒定費、交通費等共計人民幣2200余元，請求判令被告賠償精神撫慰金人民幣1萬元，并請求判令被告公開向原告道歉。

被告文化傳播公司辯稱，小桑在參加夏令營活動中意外受傷是事實，向小桑道歉。

但該文化傳播公司認為，事發(fā)當日確實存在小桑單獨在車內的情況，但持續(xù)時間并不長，大巴于15點35分抵達酒店，后帶隊老師組織學生下車，小桑在車內睡著了，隨車老師叫過小桑未果，后司機將車停到停車場。

文化傳播公司稱，小桑受傷后，帶隊老師第一時間帶小桑去醫(yī)院檢查，并將檢查情況如實告知其父母，且進行了視頻溝通。此外，本次活動學生共30名，被告配備了7名老師，符合活動宣傳中的師生配置比例。后因小桑方面不同意補償方案而形成訴訟。

關于賠償費用部分，對原告發(fā)生的醫(yī)療費予以認可，鑒定費因沒有驗傷的必要，不予認可，原告父母先后打車到酒店不合理，應由原告自行承擔，不認可精神撫慰金。原告主張被告公開道歉，但事發(fā)時被告已經向原告方表示道歉。

浦東法院認為，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，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，造成他人損害的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

本案中，文化傳播公司作為幼齡兒童夏令營的組織者，對其活動參加對象負有安全保障義務。該公司明知活動參與者皆為幼齡兒童，在按約配置安全管理人員的基礎上，更應盡最大可能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防范風險和制止危險發(fā)生，盡到較高的注意義務，但在大巴車到達目的地后，被告方的隨行老師并未叫醒小桑隨隊一起下車，也未在下車后及時清點人數確保隨車兒童的人身安全，致使小桑獨自留在車中處于無人看護狀態(tài)。

對此，被告文化傳播公司具有明顯過錯。小桑醒后無法正常下車，在沒有通訊工具及高溫天氣的情況下，為避免發(fā)生進一步危險采取爬車窗脫離車輛的行為系自救行為，由此導致損害后果，小桑自身沒有過錯。綜上，鑒于文化傳播公司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，應對由此造成小桑的相關損失承擔全部賠償責任。

就小桑方面主張的相關損失，文化傳播公司對后續(xù)復查產生的醫(yī)療費金額并無異議，法院予以確認。對交通費、鑒定費，被告認為不合理。但，本院認為，原告小桑系剛滿八周歲的兒童，父母在得知原告爬窗摔傷的消息后雙雙趕往事發(fā)地了解情況并陪同原告就醫(yī)，沒有偏離正常人的情感和行為標準，由此產生的合理打車費用，依法應予支持。

原告小桑訴請鑒定費實則為驗傷費用，小桑受傷后進行傷勢檢查和相關治療，符合醫(yī)療規(guī)范和常理，相關驗傷等費用依法可予支持。

至于小桑方面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撫慰金的主張，小桑并未舉證證明其受到了嚴重的精神損害，且其傷勢也并未達到傷殘等級，故法院不予支持。對于原告小桑要求文化傳播公司公開賠禮道歉的請求，鑒于被告已有道歉的意思表示，且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公開道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故法院不予支持。

最終，法院判決被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賠償原告小桑醫(yī)療費、驗傷費19元、交通費共計人民幣2200余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