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紀以來“夏代懷疑論”駁議

王祁

(資料圖片)

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

【提要】 關(guān)于夏代是否為信史，乃至夏代是否真實存在，學術(shù)界認識不一。自20世紀以來，“夏代懷疑論”有一個從懷疑夏代史料到懷疑夏代存在的發(fā)展過程，顧頡剛是這一轉(zhuǎn)變過程中的關(guān)鍵人物，陳夢家、楊寬開啟了“夏代否定論”，艾蘭的“夏代神話說”在“夏代否定論”基礎(chǔ)上有所創(chuàng)新，但這些觀點或無堅實的史料支持，或有邏輯上的矛盾，均無法證明夏代是不存在的。而且，新出現(xiàn)的史料再次證明，夏不是周人偽造的朝代。

【關(guān)鍵詞】 疑古；夏王朝；夏代懷疑論；古史辨；清華簡

夏問題研究是當今史學界的熱點話題。最近幾年，與夏有關(guān)的專著、論文多有出現(xiàn)，相關(guān)主題學術(shù)活動也較為頻繁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還成立了夏文化研究中心，可見夏問題的熱度。

夏問題之所以依舊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學術(shù)問題，一方面是因為目前沒有發(fā)現(xiàn)夏時期的文字，考古學家也沒有確鑿證據(jù)把“夏”落實到具體的遺址中，“二里頭遺址夏都說”只是一種極有可能的觀點，而非一個不會被質(zhì)疑的歷史事實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學術(shù)界一直有“文獻中的夏史不可信”的觀點，甚至懷疑夏代是一個杜撰出來的朝代，此即“夏代懷疑論”。關(guān)于后者，多數(shù)持“夏代懷疑論”的學者，都傾向于認為夏代是周人所杜撰，周人杜撰夏代的目的是為了建構(gòu)伐商的合法性。對于這一觀點，朱鳳瀚在2003年有一個較好的回應(yīng)，他指出：“西周早期文獻已言及夏，時克商未久，商遺民眾多，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個虛構(gòu)的夏來，用以宣傳周代商猶如商代夏，是秉承天命，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歷史典冊的商遺民相信？”朱氏所言，直中要害，本可消解周人杜撰夏代說的邏輯基礎(chǔ)，但“夏代懷疑論”或“周人杜撰夏代說”并沒有就此消失。即使經(jīng)過眾多學者的反駁，依舊有學者堅持“周人杜撰夏代說”。

之所以如此，筆者認為，是因為當今的“夏代懷疑論”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術(shù)淵源，就是20世紀以來的疑古思潮。早在20世紀初，就有學者對夏代史料的真實性產(chǎn)生過懷疑，古史辨運動期間甚至產(chǎn)生了否定夏代存在的觀點。當今持“夏代懷疑論”的學者，往往援引早期的“夏代懷疑論”以為論據(jù)，若不系統(tǒng)討論早期“夏代懷疑論”，就無法徹底反駁當今的“夏代懷疑論”。但是，學術(shù)界一直沒有對“夏代懷疑論”的一系列重要觀點進行系統(tǒng)的梳理和反駁，而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早期的“夏代懷疑論”沒有依據(jù)。即使最近十多年撰寫專文反駁“夏代懷疑論”或“周人杜撰夏代說”的幾位學者，也多針對當今“夏代懷疑論”，沒有系統(tǒng)地討論早期的“夏代懷疑論”。這自然會為“夏代懷疑論”留有繼續(xù)存在的空間。

因此，今天依舊有必要系統(tǒng)梳理20世紀以來的“夏代懷疑論”，從現(xiàn)有史料出發(fā)，檢視“夏代懷疑論”是否有合理內(nèi)核。如果系統(tǒng)檢視的結(jié)果是之前的“夏代懷疑論”沒有史料支撐，“周人杜撰夏代說”自然就不攻自破，以后若有學者再提“夏代懷疑論”或“周人杜撰夏代說”，就需要提交更為堅實的新證據(jù)。需要說明的是，由于缺乏夏代共時性文獻，本文的目標自然不是證明夏代存在，而僅僅是判斷“夏代懷疑論”是否信而有征。筆者相信，討論“夏代懷疑論”，本身就會對夏代是否存在、夏與考古遺址的對應(yīng)關(guān)系等重大問題有所幫助。

一、20世紀初的“夏代史料懷疑論”

學者們的“夏代懷疑論”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：一是對文獻中的夏代記載的懷疑，二是對夏代存在的否定。前者可以稱為“夏代史料懷疑論”，后者則是典型的“夏代否定論”。從學術(shù)史角度上看，“夏代懷疑論”有一個明顯的從“夏代史料懷疑論”到“夏代否定論”的演變過程。因此，我們需要先討論“夏代懷疑論”的第一個階段，即20世紀初學術(shù)界的“夏代史料懷疑論”。這一懷疑論又可以追溯到清末。

清末是今文經(jīng)學盛行的時代，公羊?qū)W興起，與現(xiàn)實政治緊密結(jié)合，其對史學的影響，主要表現(xiàn)為政治訴求主導早期歷史的解讀模式。典型的例子是康有為的《孔子改制考》一書?？涤袨橄Ｍ麨槠渥兎ㄔV求尋找學術(shù)上的依據(jù)，積極宣揚“孔子改制”的觀點，認為“六經(jīng)”皆孔子所作。孔子之前，自然是“上古茫昧無稽考”，“六經(jīng)以前，無復書記，夏殷無征，周籍已去，共和以前，不可年識，秦漢以后，乃得詳記”。這就明確指出，孔子之前的歷史，都是無可稽考的傳說，典籍中的記載，并不可真信。這雖然沒有直接提到夏代可疑，但有了可以疑夏的精神。所以，康氏弟子梁啟超評曰：“數(shù)千年來共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經(jīng)典，根本發(fā)生疑問，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(tài)度?！逼浜?，夏曾佑在《中國歷史教科書》中提出：“由開辟至周初，為傳疑之期，因此期之事，并無信史，均從群經(jīng)與諸子中見之，往往寓言、實事，兩不可分，讀者各信其所習慣而已，故謂之傳疑期。”這明顯受到康有為的影響。

早有學者指出，民國時期的古史辨運動，與清末今文經(jīng)學關(guān)系密切。這一影響同樣體現(xiàn)在胡適身上。1917年，胡適在北京大學開設(shè)“中國哲學史”課程，重編講義，開頭一章是“中國哲學結(jié)胎的時代”，用《詩經(jīng)》作時代的說明，丟開唐、虞、夏、商，徑從周宣王以后講起，使得學生們“駭?shù)靡惶弥猩鄵锥荒芟隆薄Ｆ浜蟛痪?，胡適在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中正式提出：“以現(xiàn)在中國考古學的程度看來，我們對于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，只可存一個懷疑的態(tài)度?！边@一“懷疑的態(tài)度”與康有為“上古茫昧無稽考”頗為相似。

胡適之所以認為“東周以上無史”，歸根結(jié)底是對早期史料的不相信。他認為：“唐、虞、夏、商的事實，今所根據(jù)，止有一部《尚書》。但《尚書》是否可作史料，正難決定。梅賾偽古文，固不用說。即28篇之‘真古文’，依我看來，也沒有信史價值……我以為《尚書》或是儒家造出的‘托古改制’的書，或是古代歌功頌德的官書。無論如何，沒有史料的價值。”胡適雖然不相信《尚書》的可信，但他的懷疑沒有絲毫的力度，不僅沒有舉出任何可以證明《今文尚書》“沒有信史價值”的證據(jù)，且懷疑時使用的邏輯也存在問題。從邏輯上說，《尚書》是儒家造出的“托古改制”的書，與《尚書》是古代歌功頌德的官書，其史學意義并不相同。前者自然是說《尚書》不可信，但后者并不排斥《尚書》是夏商周三代的官書，即使只為“歌功頌德”，《尚書》也有其可信的成分存在，不能說完全沒有史料的價值。

雖然胡適與康有為的疑古思想都沒有多少史料的根據(jù)，但相對于康有為的疑古是為了政治訴求，胡適的疑古則是為了重新審查古史，更易讓時人接受，故胡適的主張在五四運動之后產(chǎn)生了極大影響。這一點在顧頡剛身上體現(xiàn)得較為明顯。顧頡剛早年頗為信服“東周以上無史”說，他在1920年給其妻殷履安的信中有“自周之前……都不是‘信史’”的表述，明確提出東周以前的不可信。1922年，受羅王之學影響的顧氏，認為商代具有可證的史料，屬于信史行列，不再強調(diào)“東周以上無史”，但依舊把夏代歸為傳說之列。這說明顧氏早年對夏代的認識，屬于“疑”多于“信”，沒有把夏當作信史。學術(shù)界或有一種觀點，認為顧氏并不懷疑夏，僅就1920年前后的顧氏而言，這一觀點并不準確。

隨著甲骨文的發(fā)現(xiàn)和殷墟的發(fā)掘，以及王國維古史新證的成就，商代不僅被證明存在，而且其部分史料也被證明是可信的，夏史記載的可信性自然有所提高。20世紀30年代，顧頡剛對夏的認識有了一定的變化，多次表示夏代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。比如，顧氏在《春秋戰(zhàn)國史講義》（1933年）中稱：“在西周和東周人的記載里，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：在周的前邊有夏和商二代。他們說話中常提到‘三代’，這就是指的當朝的周和前代的夏商……夏的存在是無可疑的?！痹偃?，顧氏與史念海合寫的《中國疆域沿革史》（1938年）：“夏代歷史雖亦僅憑后世之記載，然由種種方面證明，則知在殷商以前確有此一朝代也……禹之傳說乃屬一種神話性質(zhì)，不足知夏代政治范圍之所在，中夏以先，夏之政治中心似在今山東省，其勢力及于河北、河南，晚夏則移居河東及伊、洛流域，然東方仍有其孑遺也?！笨梢?，至遲到20世紀30年代，顧氏有了明確的夏代存在、夏史可征的認識，拋棄了過去的夏代非信史的觀點。

不過，在20世紀30年代，顧頡剛對夏的認識，尚有一個較為矛盾的態(tài)度，即一方面相信夏代是真實存在的，另一方面又認為文獻中的夏代史料基本都是不可信的。顧氏對文獻中的夏代記載持否定之態(tài)度，在他與童書業(yè)合寫的《夏史考》（僅完成四章）中體現(xiàn)得最為明顯。顧、童二人認為：不僅鯀、禹與夏無關(guān)，就連啟、五觀、三康、后羿、少康等夏代傳說人物和故事，或是由神話轉(zhuǎn)化而來，或是由早期傳說分化而來，或是由后人杜撰，而其他諸王，如相大約是商祖相土的分化、杼似與越民族有相當?shù)年P(guān)系、孔甲大約是商王祖甲的分化，“至于皋、不降等，我們差不多只知道一個名字而已，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夏王，已不可知了”。文獻中的夏代故事，基本被顧氏否定，夏史幾乎全為偽史，夏代存在的根基已經(jīng)基本被抽離。

可見，20世紀30年代的顧頡剛對夏代的態(tài)度，具有矛盾性：承認夏，卻不承認文獻中的夏史。這種矛盾性是在夏代“共時性”史料缺失的前提下，顧氏把上古史傳說視為中古期史料的必然結(jié)果。顧氏是古史辨運動的發(fā)起者，在民國疑古思潮中處于領(lǐng)導者的地位，他的“夏代史料懷疑論”，自然會對疑古派的其他學者有較大影響。顧氏宣布了夏代史料的不可信，已經(jīng)在事實上抽離了夏代存在的根基，他的承認夏，和后來學者的否定夏，僅僅一線之隔。繼顧氏而起的疑古學家，很容易在顧氏的基礎(chǔ)上，發(fā)展出“夏代否定論”。

二、陳夢家、楊寬“夏代否定論”辨析

20世紀初學術(shù)界對夏代古史記載的懷疑，已經(jīng)在事實上動搖了夏代存在的根基，“夏代否定論”就是在這一學術(shù)背景下產(chǎn)生的。持此論者，以陳夢家和楊寬為代表。

陳夢家1936年發(fā)表長文《商代的神話與巫術(shù)》，其第二章“神話傳說中的歷史系統(tǒng)”之第一部分“虞夏商為一系說”有“夏世即商世”一節(jié)，被呂思勉、童書業(yè)收錄于《古史辨》（第七冊）中，成為影響一時的有名觀點。陳夢家認為：

《史記·夏本紀》敘禹至帝癸凡十四世，《殷本紀》敘帝嚳至示癸凡十四世，竊疑夏之十四世，即商之十四世，而湯武之革命，不過親族間之爭奪而已。

明確指出夏是由商分化出的一個朝代。這一觀點的提出，是基于六點理由：1.地理文化相同，主要引用王國維《殷周制度論》中夏、商起源于東方的觀點；2.兄終弟及之制，文獻記載夏代和商代都有兄終弟及之事；3.治水之業(yè)，夏之禹，殷之契、冥皆有治水的事跡；4.先妣為神媒，陳氏認為殷之簡狄、夏之涂山氏都是古之神媒；5.禹為商人之祖，主要依據(jù)傳世文獻和金文中的成湯居禹跡的相關(guān)事項；6.夏、商帝王號多相重復。

陳夢家的這六條理由里，第一條不足為據(jù)。商的地理記載，主要以東土為主，商不曾在西土建都，陳氏“神話傳說中的歷史系統(tǒng)”之第二部分“商為東方民族”也贊同這一觀點。但是，夏的地理記載，除了曾在東土，也有在西土者，傅斯年著名的“夷夏東西說”就建立在夏為西土民族的基礎(chǔ)之上。即使如楊向奎、沈長云等學者所言，夏起源于東土，后遷于西土，也不能以“地理文化相同”論證“夏世即商世”，因為這樣不足以解釋何以商沒有遷徙西土的傳說。第二條理由中，夏是否為兄終弟及，文獻記載紛亂，并不能得出這一結(jié)論；而商之世系是否就是兄終弟及，至少在武丁以后，已經(jīng)演化出父子相繼的線索。即使夏、商都是“兄終弟及”，也可以用早期國家繼承制度不發(fā)達來解釋，“兄終弟及”是早期繼承制度的一個較為普遍的現(xiàn)象，西周時期姬姓的魯國就曾有此制度。可見，“兄終弟及”并不能作為夏、商一系的論據(jù)。第三條理由中，如果認為夏、商都起源于東方，而東方多有水患，夏、商兩族先祖都有治水之經(jīng)歷，實為平常，同有治水經(jīng)歷并不足以證明二者為一系。第四條理由中，我們且不說涂山氏、簡狄為神媒之說年代較晚，沒有早于漢代的文獻證據(jù)，即使如陳氏所論，其邏輯也是不能成立的。聞一多早有論述，夏、商、周三民族都以其先妣為神媒，夏之涂山氏、殷之簡狄、周之姜嫄皆如此。依陳氏邏輯，則夏、商、周三代先妣都是同一人分化。這自然是不能夠成立的。第五條理由中，《詩·商頌·長發(fā)》“洪水芒芒，禹敷下土方……帝立子生商”、叔夷鎛銘“赫赫成唐……處禹之緒”（《集成》285）為其立論基礎(chǔ)，陳氏認為商是禹所生。然則，類似的承天受命、處禹之跡（或作“緒”“績”等）的記載還見于姬姓周人和嬴姓秦人身上，如《逸周書·商誓解》記載周武王追溯“在昔后稷，惟上帝之言，克播百谷，登禹之績”，傳世的秦公簋記載秦的先祖“受天命，鼏宅禹跡”（《集成》4315），豈非夏、商、周、秦皆為一系分化？最近出現(xiàn)的曾國嬭加編鐘有銘“伯括受命，帥禹之緒”，也可以證明《商頌·長發(fā)》與叔夷鎛銘中的相關(guān)銘文是古人承天受命的一貫說辭。

上述六條中，唯第六條理由“夏、商帝王號多相重復”，實為“夏世即商世”說根基，影響較大，可作詳細討論。陳夢家認為，夏、商帝王號相重合者有七條，分別是：a.夏—嚳；b.啟—契；c.相—相土；d.芒—冥；e.槐—亥；f.不降—王恒；g.履癸—示癸。關(guān)于a，“嚳”即指卜辭中的“高祖夒”，王國維以聲求之，“高祖夒”即商人始祖契之父“帝嚳”，陳氏則認為“夒”乃“夏”字，以此證明“夏”最初為殷人祖先之名。不過，“夒”的上古音為泥母幽韻，“夏”的上古音為匣母魚韻，二者韻部可以旁轉(zhuǎn)，但聲母較遠，上古音并不接近，陳氏自己后來在《殷虛卜辭綜述》中也放棄這一觀點，認為“夒”可能相當于少皞摯，說明以“夒”為“夏”并無堅實的證據(jù)。關(guān)于b，陳氏認為“啟”又作“開”，而“契”亦有開意，然“啟”之作“開”，乃漢人避諱漢景帝劉啟而改“啟”為“開”，非“開”乃“啟”之別名?！皢ⅰ痹谙某癁榈诙弁酰捌酢痹谏坛癁榈谝淮裙?，二者在本民族中的地位并不相同，不存在“啟”由“契”分化之基礎(chǔ)。關(guān)于c，夏王相與殷先公相土雖然同有“相”名，但學術(shù)界頗多以“相土”與卜辭中“土”相對應(yīng)的觀點，若這一觀點準確，則“相土”實以“土”為名，與夏王“相”并不同名。關(guān)于d、e，在《史記·夏本紀》中，芒為槐之子；而在《史記·殷本紀》中，王亥為冥之子，芒、槐、王亥、冥四人之關(guān)系正與陳氏所論相反。另外，陳氏認為槐、亥音近，槐乃亥之分化，又與殷人命名原則不符?！昂ァ蹦艘笕巳彰?，王亥當有本名，如大乙名履、帝辛名紂之類，假如槐乃王亥的分化，也應(yīng)該是從王亥本名探求，而非基于亥、槐音近。至于陳氏認為槐又作芬，王亥又作王冰，芬、冰音近，也是誤解。王國維早已言之，王亥寫作王冰，是因為“冰”乃“亥”之訛，非冰乃亥的本名。關(guān)于f，降上古音為冬韻見母，恒上古音為蒸韻匣母，聲母雖然接近，但韻部較遠，很難說二者上古音相近。關(guān)于g，“履癸”雖與“示癸”皆有“癸”名，但“示癸”之“癸”為日名，而非“示癸”本名。陳氏又謂，履癸之履，亦為湯名，似認為“履癸”又從成湯之名中分化，但成湯的日名為乙，與“履癸”之癸不同。且履癸為夏末的桀，惡名頗多，成湯為代夏的第一位商王，是圣賢之王，認為夏桀由成湯分化而出，于邏輯不符?？梢姡愂稀跋?、商帝王號多相重復”一條，問題較多，存在臆測的成分，并不可信。實際上，僅僅因為名號中略有相同文字，就認為存在分化之可能，則不僅夏商帝王名號多相重復，商周帝王名號也多相重復，如殷之先公中有昌若、曹圉，周之先公先王中有高圉、亞圉、姬昌，是不是也能說商世即周世？

陳夢家所論“夏世即商世”的六點理由既然多不能成立，其結(jié)論“夏世即商世”自然也不可信。大約是知道這一早年觀點的不成熟，陳氏后來在《殷虛卜辭綜述》中有“關(guān)于夏年”一節(jié)，不僅承認夏的存在，還積極探索了夏的年代。這說明陳氏后來已經(jīng)放棄了“夏世即商世”的觀點。

楊寬在20世紀30年代著有《中國上古史導論》一書，其第十篇“說夏”專門討論夏之名號及有無問題?！罢f夏”第二部分“夏國族之有無問題”指出：“夏代之有無，本屬疑問，吾人尚無實物以明證其必有?！庇种^：“夏代傳說之確立，至早在殷周之際。夏史大部為周人依據(jù)東西神話展轉(zhuǎn)演述而成者，故周人盛稱之，而殷人則不知，亦無怪乎卜辭之不見其蹤跡矣?！辈⒃欘R剛、童書業(yè)《夏史考》為證：“近顧頡剛、童書業(yè)二氏復作《夏史考》，明證夏史之皆屬虛無，無不由于神話傳說展轉(zhuǎn)演變。夏史既出演變而成，則‘夏’之一名又安見其非演變而成乎？”概括而言，楊氏對夏之懷疑，主要基于這樣三個方面的證據(jù)：其一，文獻中的夏史，“無不由于神話傳說展轉(zhuǎn)演變”；其二，甲骨文中沒有夏代蹤跡；其三，夏可能是周人為建構(gòu)伐商天命觀而特意杜撰的朝代。其第三點僅是邏輯推測，并無史料支撐，本文最后還會論及，此處不復贅言。

楊寬的“夏代否定論”的第一個重要支撐，是顧、童二氏的《夏史考》?！断氖房肌穼ο拇鷤髡f的徹底否定，抽離夏代存在的根基，上文已有所論。但是，《夏史考》對夏史傳說的徹底否定，論據(jù)并不充分，其結(jié)論多有可以證偽之處。比如，《夏史考》關(guān)于夏史傳說層累形成體系的觀點，有一個很重要的支點，就是禹與夏發(fā)生關(guān)系在戰(zhàn)國時期，此后才有禹與啟的父子關(guān)系，但這一認識無疑是有問題的。學術(shù)界普遍認為《逸周書·世俘解》是一篇可信的周初文獻，文中記載古樂名《崇禹生開》，其中“開”就是“啟”，為避漢景帝諱改為“開”?！冻缬砩_》就是禹娶塗山女生啟之事。周武王克商后奏此樂，說明此樂早已流傳，禹與啟發(fā)生聯(lián)系遠在商末之前。清華簡《厚父》記載：“遹聞禹……川，乃降之民，建夏邦。啟惟后，帝亦弗鞏啟之經(jīng)德少，命咎繇下為之卿事?！彼宄卣f明禹是“建夏邦”之人，啟是繼承禹之人?！逗窀浮肥窃缙诳尚诺奈谋?，也能證明禹、啟、夏發(fā)生關(guān)系的時間，不會晚于西周時期。這些可信的早期史料都可以證明《夏史考》構(gòu)建的夏史體系是有問題的。

還有一點需要注意，《夏史考》認為禹是由神話而為人王（此乃顧頡剛觀點，顧氏關(guān)于禹的觀點雖然多變，但一直堅持禹由神而人的觀點），一個重要的證據(jù)是大禹治水的神話性質(zhì)。保利博物館收藏一件西周中期豳公盨，有“天命禹敷土，墮山濬川，廼疇方，設(shè)征，降民監(jiān)德”（《銘圖》5677）之銘，顯示西周時期的大禹確實具有治水的神性，有利于大禹是由神話人物轉(zhuǎn)變?yōu)槿送醯挠^點。但是，清華簡《厚父》不僅有禹為夏之人王，還有“禹……川，乃降之民”的記載，正可與豳公盨對讀。這說明，西周時期禹治水和禹建夏邦是并行不悖的兩個傳說，即神性和人王兩個特征在西周時期并存于禹的身上。這樣一來，《夏史考》所說大禹是由神話而人王，至少是不符合西周材料，他很可能把兩個并行的傳說，或同一傳說的兩個特性，線性的安排為前后演進的關(guān)系。

從禹與啟的關(guān)系可知，《夏史考》所建構(gòu)的夏史傳說層累形成體系不可輕信，這也能說明借《夏史考》以論證夏為偽史的楊寬觀點之不足信。

楊寬的“夏代否定論”的第二個重要支撐，就是甲骨文中沒有夏代蹤跡。甲骨文中沒有夏代蹤跡，這里存在多種解釋。第一種解釋，就是甲骨文是時王貞卜福禍的遺物，它可以詳細記錄掌握福禍的殷之先公先王和眾多自然神靈，卻未必會記載與自己非同一族屬的夏之先王或夏之歷史故事。甲骨卜辭不是典冊性質(zhì)的文書，它不記載一個已經(jīng)逝去了幾百年的夏代故事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這就如，我們看東周時期的金文，除了宋國一脈，非子姓的諸侯國銅器又有幾件記錄過與殷商有關(guān)的歷史故事？晚商與夏，正類似于東周與商的關(guān)系。甲骨金文都是特殊性質(zhì)的文字材料，它所能記錄的內(nèi)容有很強的指向性，不能強求其中必然存在前朝舊事。

第二種解釋，就是卜辭記載了與夏有關(guān)的內(nèi)容，卻沒有被釋讀出來，或已經(jīng)釋讀出來而沒有被學術(shù)界認可。上文曾提到，陳夢家考證甲骨卜辭中殷之先公“夒”乃“夏”字，雖未必正確，卻是一個從甲骨文中探索夏的極有意義探索。最近，蔡哲茂據(jù)清華簡中《尹至》《尹誥》，指出卜辭中的“西邑”最早是夏的王都，在卜辭中已轉(zhuǎn)化為夏王朝先王之亡靈，是夏王朝存在的新證。有學者指出，蔡氏的觀點可以啟示我們，過去在甲骨卜辭中找不到“夏”或者誤釋“夏”，有可能是商人并不管夏叫“夏”?！拔饕亍蹦讼亩颊f最終能否成立，尚待將來材料的檢驗，但它可以說明，貿(mào)然認定甲骨文中一定不存在夏的證據(jù)，并不見得就一定正確。

第三種解釋，目前發(fā)現(xiàn)的甲骨文材料只是當初埋藏于地下的材料中的一部分，過去毀壞的，或沒有發(fā)掘出來的甲骨文應(yīng)該還有很多，與夏有關(guān)的內(nèi)容也可能記載在那部分甲骨文中。果若如此，那就只能期望未來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能提供更多的線索。

這三種可能的解釋皆可以說明，已知甲骨文材料中沒有發(fā)現(xiàn)“夏”，并不能成為否定夏之存在的證據(jù)?？梢?，楊寬否定夏代的存在，也僅僅是一種推測，并沒有多少實證層面的證據(jù)。對此，顧頡剛曾評價楊氏此說：“吾人雖無確據(jù)以證夏代之必有，似亦未易斷言其必無也。”足以說明楊氏此說的問題所在。楊氏后來也改變觀點，認為“不能否定夏代的存在”。

三、當代學者的“夏代否定論”

在陳夢家、楊寬之后，國內(nèi)學術(shù)界較少有學者公開質(zhì)疑夏的存在，在大家看來，夏的存在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。不過，國外學術(shù)界對夏的懷疑和否定一直沒有消失。1999年出版的《劍橋中國上古史》第四章以“商：中國第一個歷史王朝”為題，就是西方漢學界疑古傾向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對此，編者之一的夏含夷曾說道：“歷史是什么東西呢？我們就是確定一個比較窄的歷史定義——有文字資料。沒有文字資料之前，不是信史?！边@也可以為西方學者質(zhì)疑夏代信史作注腳。

細究“沒有文字資料之前，不是信史”，似專指狹義的文獻歷史學而言的，即認為沒有共時性文獻，就沒法證明傳世文獻中夏代史料的真實性。這與清末民初的“上古茫昧無稽考”“東周以上無史”頗為接近，而與“夏代否定論”略有不同。對于這一觀點的回應(yīng)，即判斷文獻中夏代歷史故事是否夏代真實發(fā)生的事情，似只能有待于將來發(fā)現(xiàn)夏代共時性文獻材料，這就如對“東周以上無史”的回應(yīng)，是由甲骨文的發(fā)現(xiàn)和殷墟的發(fā)掘來完成的一樣。

把“沒有文字資料之前，不是信史”往前推進一步，很容易走到“夏代否定論”上。最近幾十年的“夏代否定論”也有新的進展，就是美國學者艾蘭的“夏代神話說”。

艾蘭對夏的研究，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，她在《世襲與禪讓——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?zhèn)髡f》一書中建構(gòu)了上古史傳說中的“世襲”與“禪讓”的結(jié)構(gòu)性對立主題，夏的諸王也作為結(jié)構(gòu)性矛盾中的一部分，被納入書中。在把古史系統(tǒng)分解為“世襲”與“禪讓”兩個對立的主題元素后，艾蘭發(fā)現(xiàn)，她所歸結(jié)為商的神話因素，正與夏的神話因素處于對立面，而這一對立的夏、商神話體系，在周人那里被轉(zhuǎn)化為政權(quán)的更替。因此，艾蘭認為，夏可能是商的神話，夏存在一個由“神話”轉(zhuǎn)化為“歷史”的過程。艾蘭對“夏代神話說”的論述，除了早期的兩篇論文，更系統(tǒng)的論述見于《龜之謎——商代神話、祭祀、藝術(shù)和宇宙觀研究》一書。

艾蘭認為，十日神話中十日由東方扶桑飛西方若木，然后通過地下河流（黃泉）回到東方，這里的東方/西方、扶桑/若木、天空/黃泉就形成了多組對立形象，艾蘭把其中的東方、扶桑、天空稱為商人形象，西方、若木、黃泉稱為夏的形象。艾蘭具體論述道：

商人的神話體系中存在一種二元對應(yīng)論……在這個神話體系里，商人跟太陽、東方、生命、天空、天界神靈相聯(lián)系；夏人則跟月亮、水、龍、西方、死亡、下界、下界神靈相聯(lián)系，兩者之間形成一種對應(yīng)關(guān)系。當周人滅商以后，這個神話體系就在周人自己歷史的語境中被重新解釋了，神話成了相應(yīng)的歷史事件?！跋摹背闪艘粋€先前的政治王朝。到后來，跟“夏人”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原來下界黃泉神祇“黃帝”，也就演化成歷史上的帝王了。在歷史傳統(tǒng)的次序里，黃帝跟他的后代顓頊被放到了堯（上帝的變形）的前面?？偟恼f來，那些從黃帝到夏代的歷史記載，都可以看作是從商代神話體系中演變發(fā)展而來的。

可以看出，艾蘭的夏為神話觀中，既延續(xù)了古史辨運動期間“夏代懷疑論”的某些論斷，如夏最后成為歷史王朝，是周人為了建構(gòu)合法性而杜撰的，這與楊寬的觀點如出一轍；也有自己的發(fā)明，認為夏本是商人的一種神話，這是過去沒有人說過的，是她論證的重點。

在艾蘭的論述中，最關(guān)鍵的地方是確定月亮、若水、龍、西方、死亡、下界（黃泉）等形象，是夏的特征。這些特征中，有些較容易與夏發(fā)生關(guān)聯(lián)，如水生物（龍、龜）、西方、若水等，在文獻中與夏的關(guān)系密切。月亮、死亡、黃泉等意象，則與夏的關(guān)系并不密切。艾蘭通過夏的始祖黃帝，把黃泉與夏建立起聯(lián)系，認為黃帝是黃泉之神，是地下神祇。但是，羅新慧已經(jīng)指出，文獻材料并不支持黃帝是由地下神祇演變而來的結(jié)論，黃帝不能被視為黃泉之神，而且黃帝也不僅僅是夏族的始祖，《史記·殷本紀》還記載黃帝是商人始祖帝嚳的祖父。實際上，黃帝不僅是夏、商兩族的始祖，也是周人的始祖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周人祖先后稷也是帝嚳之子。這里就出現(xiàn)了頗為有趣的現(xiàn)象：夏商周雖都是黃帝之后，但三族親屬不同，夏禹為顓頊的后裔，而商契、周稷都為帝嚳的后裔。如果艾蘭所說可信，即夏、商是二元對立的兩種意象，周人伐商后又積極以各種意象來表達對商的對抗和取代，那么自稱“有夏”的周人最容易選擇與夏有相同的祖先譜系，即都是顓頊的后裔，但文獻中卻恰恰相反。這足以證明，以黃帝為媒介，來把夏與黃泉建立聯(lián)系，并不是好的選擇。

關(guān)于夏與商、黃泉與天空的對立，最新的考古學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一個反證。岳洪彬發(fā)現(xiàn)殷墟王陵區(qū)大墓墓穴（尤其腰坑）的深度均穿透當時的地下水，達到“下及黃泉”的效果，體現(xiàn)了商人的黃泉觀念。若這一成果可信，則說明商人也流行黃泉的觀念，黃泉不能被視為夏所獨有的文化因素。

從文獻角度看，艾蘭所列舉的夏、商二元論意象也有頗多不合適之處。艾蘭把太陽歸為商人意象，把月亮歸為夏人意象，從而把夏與太陽割裂開來，這其實是有問題的。首先，顓頊是夏的祖先，顓頊也稱高陽氏，表現(xiàn)出對太陽的崇拜。其次，在周人的文獻記載中，后羿射日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神話，艾蘭把這一神話解釋為周人杜撰后羿射日來對抗商人的十日傳統(tǒng)，但問題是后羿往往被認為是代夏的人物，是早夏的終結(jié)者，而非商的敵人。如果按照艾蘭的“后羿射日”蘊含了族群對立、政治鼎革的隱喻，那么后羿所射之“日”，只能被認為是夏的形象。也就是說，無論從顓頊為高陽氏出發(fā)，還是從后羿射日神話出發(fā)，夏與太陽都是有關(guān)聯(lián)的。

而且，夏的神話也不是與天空、天庭徹底無關(guān)的。《山海經(jīng)》中“大荒西經(jīng)”和“海外西經(jīng)”記載夏啟“御龍登天”之事，郭璞注引《歸藏·鄭母經(jīng)》“夏后啟筮御飛龍登于天”，說明神話中的夏與天的關(guān)系也很密切。

可見，艾蘭通過十日神話，強行把夏、商歸納為神話體系中的二元對立，把夏看作商人的神話，既與現(xiàn)有文獻、考古成果不符，也不能做到邏輯自洽，因而無法成立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當前國內(nèi)的部分學者也持“夏代否定論”，最有代表性的學者為考古學家陳淳。陳淳的一系列論文也都認為夏可能是周人杜撰的朝代。這些論文頗有影響力，甚至一度引起學術(shù)論戰(zhàn)。但是，陳淳的理由，除了指責國內(nèi)學者帶有主觀立場論證夏的存在外，主要還是引用古史辨運動時期顧頡剛、陳夢家、楊寬等人的論述。也就是說，陳淳在此問題上并沒有太多新的論述，加之已有不少學者專文反駁陳淳的觀點，所以本文就不再過多討論。

四、夏代不是周人杜撰的新證

如前所述，自20世紀以來，學術(shù)界對于夏代信史的否定，除了沒有共時性文字材料、甲骨卜辭沒有記載夏外，最為重要的一個理由，就是想當然地認為夏代是周人代商過程中，為了構(gòu)建自己的合法性，杜撰而來。對于這一觀點，上文所舉朱鳳瀚、張國碩、沈長云等學者已經(jīng)辯駁，尤其是朱鳳瀚，從《尚書》中可信的周初史料（如《多士》《多方》《召誥》諸篇）入手，論證商末周初的周人、殷人都知道夏的存在，夏的故事是當時社會一般人都知道的歷史背景，頗令人信服。試想，周公當著大量“殷先人有冊有典”的殷遺民宣傳一個不存在的朝代，且讓殷遺民也認同這一朝代，委實匪夷所思。憑借這樣虛假的宣傳，周公如何自信能夠建立起屬于周王朝的天命觀？其中不合情理之處一目了然。

除了上述諸位學者的分析，本文還可以根據(jù)清華簡公布的幾篇新材料，補《尚書》之不足，以論證夏不是周人杜撰的朝代。

清華簡《四告》是四組告辭，其第一組告辭乃周公告皋陶，可與《立政》《呂刑》對讀，乃周初文獻。周公稱頌皋陶事跡，謂“夏用配天”，明確指出皋陶是夏代之神。有學者指出，皋陶是東夷族人，周公被封于魯，因此特意告祭皋陶，求得皋陶之配合。如果夏本不存在，周公何必給皋陶安上一個“夏用配天”的頭銜？這豈不給皋陶在魯?shù)嘏浜现苋嗽黾恿艘粋€本不必要存在的門檻？而且，周人祈禱神靈，本是極為虔誠的事情，故意杜撰皋陶“夏用配天”之事，實是對神靈的大不敬。這在邏輯上無法說通。

前舉清華簡《厚父》是逸《尚書》之一，文辭古奧，多有可以與商周金文和周初“書”篇對讀之處，學者多認為《厚父》為早期文獻?！逗窀浮酚涊d非常豐富的夏代歷史故事，如禹建夏邦，皋陶為夏啟卿事、孔甲為哲王、節(jié)制飲酒等。其中，皋陶故事可與《四告》（一）皋陶“夏用配天”對讀，說明皋陶為夏之卿事是周人（周公）、夏后裔（厚父）都熟知的歷史故事，證明《厚父》所載夏之歷史故事是西周時期共享的歷史傳說。這就說明，西周時期的人們并非僅僅知道“殷革夏命”，他們對夏的了解已經(jīng)極為豐富，夏的建立、發(fā)展、滅亡的整個歷史故事已經(jīng)存在。這種豐富的歷史系統(tǒng)，必然不是周人憑借一己之力在短時間內(nèi)能夠建立的，需要有源遠的形成歷史。

清華簡《傅說之命》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對臣子傅說的命書，記載了武丁得傅說的過程以及對他的訓誡，其中篇有“故我先王滅夏”之句，記載了武丁述商湯滅夏事，極為重要?！陡嫡f之命》文辭古奧，雖在傳抄過程中受到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影響，仍多有可以與《尚書·盤庚》和甲骨卜辭對讀的地方。比如，李學勤指出上篇“我其殺之/我其已，勿殺”與殷墟卜辭格式一致，認為《傅說之命》包含了商代以下很難擬作的內(nèi)涵，其價值可與《盤庚》相提并論。付強對比了《傅說之命》與賓組卜辭用例，認為清華簡《傅說之命》的用詞和用字習慣與商周時期的語言實錄有非常多的相合之處，只有一小部分的潤色與加工，基本上可以證明清華簡《說命》確實為武丁時期的一篇實錄?？梢?，《傅說之命》是較為可信的《商書》逸篇?！陡嫡f之命》記載了商湯滅夏之事，說明此事在武丁時期已經(jīng)是極為重要的歷史背景之一，不會是晚到周代才被創(chuàng)造出來。

因此，無論是傳世的《尚書》中諸可信文獻，還是新出的清華簡《四告》《厚父》《傅說之命》，皆可證明，夏代不僅不會是周人杜撰的，而且早在晚商時期就已存在于商人的歷史觀念中。這就抽掉了“夏代否定論”最后一根支柱。

結(jié)論

本文系統(tǒng)回顧了20世紀以來“夏代懷疑論”的興起與發(fā)展過程?！跋拇鷳岩烧摗弊畛跻浴跋拇妨蠎岩烧摗钡男问酱嬖?，它在清末民初時期逐漸發(fā)展為一種較有影響力的學術(shù)觀點，并被顧頡剛等學者所繼承和闡釋?！断氖房肌穼ο拇妨线M行了系統(tǒng)的質(zhì)疑，抽空了夏代信史的基礎(chǔ)，進而產(chǎn)生了陳夢家、楊寬的“夏代否定論”。新中國成立后，直至20世紀末，國內(nèi)學術(shù)界基本視“夏代否定論”為無稽之談，并沒有給予認真的對待，自然也就沒有系統(tǒng)地加以駁斥。但是，陳夢家、楊寬的“夏代否定論”在國外卻一直有著較大的影響，艾蘭的“夏代神話說”既是她用結(jié)構(gòu)主義解讀中國上古史料的結(jié)果，也有早期“夏代否定論”（尤其是楊寬的觀點）的一些影子。于是，在21世紀初，“夏代否定論”在國內(nèi)再度復活。

本文不僅梳理了“夏代懷疑論”的興起與發(fā)展過程，也對“夏代懷疑論”，尤其是“夏代否定論”的代表性學說，如陳夢家、楊寬、艾蘭的觀點，加以系統(tǒng)的辨析，并補充了夏代不是周人杜撰的新證。筆者認為，持“夏代否定論”的學者并沒有實質(zhì)的證據(jù)證明文獻中的夏是不存在的，更無法證明夏是周人杜撰出來的朝代。這固然不能徹底證明夏代曾存在，但夏代存在于商周人的歷史觀念中的事實，對于進一步證明夏代信史說是有利的。

來源：《史學理論研究》2023年第3期，注釋從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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